英国法的结构、分类和概念需要借助历史的视角加以解释和理解。信托的起源过程蕴含了信托制度的内在基因，即为合理社会需要寻求对既有法律规制的突破，这是使信托制度成为“衡平法所发展起来的最重要的制度”[插图]的根本原因。

“在中世纪的早期，信托制度第一次在英国法制史中出现，当时的名称叫作‘用益权’。”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了英格兰，宣称一切土地归国王所有，并对将士进行土地分封，在英格兰建立起土地保有制。英国的土地保有制被认为是催生信托制度的重要根源，保有制下的地产权制度是信托财产权的基础。在每一个保有制关系中，封授人称为领主，受封者称为保有人，随着土地的再分封，一个保有制关系中的保有人可能变成另一个保有制关系中的领主。土地保有制的核心是确定领主与保有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其实质就是规定对土地权益的分割和人身依附。领主分封土地后，保有人依照分封时的承诺，承担向领主宣誓效忠、行臣服礼、提供军役、交纳贡金及继承金等义务；领主还可以享有监护权、婚姻权、归复权等权益。具体的关系在每个保有制关系中各不相同，取决于当事人的具体设定。保有制下的权利既有经济权利，也有封建附属权利。各方通过保有制对土地权益进行分割并以土地为纽带结成等级分明的身份依附关系。

为维护土地保有制和既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当时的英国法律对保有人处分土地权益进行了诸多限制或苛以沉重的负担。主要表现在：（1）禁止按照保有人的意愿遗赠土地，固守长子继承制；（2）禁止对教会捐赠土地；[插图]（3）在发生继承情形时征收继承金；（4）保有人去世而继承人未成年时，领主行使监护权。[插图]为了规避这些限制和负担，用益制被发明出来。

虽然土地不能被遗嘱处分，但当保有人在世时是可以处分土地的。[插图]A保有人可以将其财产移转给X、Y、Z，三人为共同保有人。当然，简单的转让是不会产生A期望的效果的。这个转让是为“用益”而进行的转让：转让契据是为A所指定的受益人的利益而写给X、Y、Z的。一般来说，A可以指定任何他想要的人为受益人，而且可以实现复杂的目的，例如在A生前以自己为受益人，在A死后以子女为受益人。普通法完全忽略了“为受益人利益”这一表述。在普通法看来，X、Y、Z因受让变成土地的所有人，对土地的领主承担应有的义务，并且能够对土地进行处分。

A将土地转让给X、Y、Z，让三人作为共同保有人，这触发了普通法上的一项特殊的规则：在有共同保有人的情况下，当其中一个保有人死亡时，他的权益并不是由其继承人继承，相反，他的权益消失了，结果就是共同保有人少了一个。如果X死亡了，Y和Z便作为共同保有人享有土地上的权益。如果不存在共同保有人，只存在普通共有人，保有人的权益就可以被继承。共同保有人虽然因保有土地需要向领主承担义务，但由于生存者财产权（生存者享有全部财产权）的存在，继承的情形不会发生，未成年继承也不会出现，这样继承金、监护权等负担被规避了。唯一的风险是，当共同保有人相继死去最终只剩一个时，他会变成唯一所有人。他如果死亡，继承就会发生。但这种情形很容易避免，因为在X死亡后，Y和Z可以将土地再转给他们自己以及V、W，从而使共同保有人一直维持在安全的数量上。于是，通过共同保有人的设置，土地之上的继承被完全规避了。

在玫瑰战争爆发后，用益制又一次发挥作用。1455年，英国的两派贵族为争夺王位爆发了长达30年的玫瑰战争。战争历经数次战役，双方互有胜负，取胜一方占据优势后就会宣布另一方的参战人员犯有叛国罪，并没收其土地。参战人员为避免土地被对方没收，往往设定用益，将自己的土地转让给中立方，自己及家人作为受益人获取土地上的利益。

基于上述原因，用益制在当时的英国得到了广泛运用。当然，用益制也有其弊端，那就是受托人的道德风险。

受托人有可能违背承诺，拒绝承认用益的存在，宣称自己就是土地的所有人，将本应交给受益人的土地收益占为己有。

当用益产生时，所有人都理解，法律上的财产所有人受荣誉和良心而非法律的约束，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正是他们极力排斥的。受托人未能履行良心上的义务，将会受到社会指责或宗教惩罚，甚至被开除教籍。但仍会有人基于各种原因，试图侵占受益人的利益。

此时，英国特有的衡平法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审理用益案件时，大法官认为：在用益关系中，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赖将土地转让给后者，后者基于良心产生了一种诚信的道德义务。“大法官一方面继续承认用益设计下受托人普通法上的所有人地位，即受托人对受托财产仍然享有普通法上的所有权；另一方面，又以正义与良心的名义，使受托人为受益人利益管理财产的义务具有效力，并赋予受益人依衡平法院程序请求受托人履行这一义务的权利，即赋予受益人对受托财产享有衡平法上的所有权。”[插图]这样，信托受益人的利益得到了法院的保护，而且这种保护越来越有力。

依据约翰·奥斯丁的说法，英国衡平法是在英国普通法法院僵化、呆板，拒绝使自身适应社会观念以及社会环境变化的情况下兴起的。有些人会认为：普通法拒绝承认用益，剥夺受益人应有的利益是其严厉、僵硬的表现，但这是一个很深的误解。普通法对用益的视而不见是用益制度得以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只有受益人不持有土地上的所有权，保有制中的限制和负担才能得以规避。如果普通法承认用益中的新型权利或者财产权，受益人的利益就会处于那些既有规则的约束范围之内，这些规则正是用益制想规避的。正是普通法“僵化”地拒绝承认用益才使得用益制发挥作用。普通法并非对用益怀有恶意，事实上许多普通法的法官和律师都为自己设定了用益。保护受益人的利益免受财产所有人的侵害是实际的问题，却是第二位的，承认受托人的所有权才是第一位的问题，普通法因坚持其一贯的“刻板、僵硬”而解决了这一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普通法和衡平法的“合谋”赋予了用益制度生命力。普通法固执地认为受托人是财产所有人，因而使委托人规避土地负担和转让限制的目的得以实现；衡平法承认受益人的利益，因此用益制度可以免于承受受托人的道德风险，获得法律的保护。

普通法拒绝承认用益的“正确性”很快得到了验证。亨利三世发现了用益制度带来的危害，他想要获得更多的收入，并保护自己作为最高领主的权力，为此他甚至设立了监护法院。他促使议会于1535年通过了《用益法典》。这一法律的核心目的就是“执行用益”：A为了B的利益将财产转移给X、Y、Z的行为被视为A直接将财产转移给B，X、Y、Z被直接“删除”了。这样，用益制借以规避法律的设计失效了。

《用益法典》建立了“执行用益”的总体原则，但仍留有三项例外。第一是以动产为标的的用益。由于用语上的原因，《用益法典》被认为只涵盖不动产上的用益，而不适用于动产。第二是受托人负有积极管理、处分财产任务的用益，或称“积极用益”。积极用益得以例外的理由在于，委托人设立此类用益的目的并非单纯赋予受益人利益，还对受托人苛以积极义务。如果对其适用用益法典，剥夺了受托人管理处分的权利，无疑违背了委托人的真意。第三是第二层用益。在《用益法典》颁布之后，民间为规避该法典，又创设了所谓双层用益，即委托人设立普通的用益，此为第一层用益；同时规定受益人所享有的利益亦是为委托人指定的人所持有，此为第二层用益。法院在当时认为《用益法典》至多仅能适用一次，因此第二层用益不受法典影响持续有效。《用益法典》出台后，法院开始将上述三项例外称为“信托”，以区别于原有的“用益”。

从16世纪开始，英国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取消了在土地、财产上的诸多限制和负担，赋予财产权人更大的自由。比如，《遗嘱法典》承认了财产权人通过遗嘱处分自己财产的权利。这使得传统用益制产生、发展的土壤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此背景下，传统用益设计逐渐式微。我们可能会认为，土地上的限制和负担既已解除，用以规避这些限制和负担的信托制度同样会失去其现实意义。

海因·克茨认为：“事实恰好相反，这种法律观念（信托）承认两个人在同一物上享有类似的所有权地位，即一方被视为‘法律上的所有权人’，另一方被视为‘衡平上的所有权人’。而且这种法律观念体现为信托制度之后，被证明取得了累累硕果。在历史进程中，它在英国私法的许多领域之中得到适用，直到现在还一直决定性地促进、推动着英国法律的发展……”

从信托的起源上看，在某种程度上，信托制度带有明显的欺诈性。委托人为了规避当时法律的限制和负担（尽管是不合理的），与受托人合谋，采用转移财产这种看起来合法的方式达到当时法律所禁止的效果。这种行为从某种程度上看，保护了人们应有的利益，并推动了法律的发展。如果站在当时制定法律的角度看，这种行为无疑是一种欺诈。但对于这种欺诈，英国法的态度是温和的。有的学者把这种态度形象地描述为“普通法对这种现象或是主动或是被动的宽容……规避之于普通法，亦如一个顽童与一位忠厚长者开的一个耐人寻味的玩笑，使后者在能不失面子的同时意识到自己的缺憾，并予以改正”。